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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联合的本质——一个交易成本解释框架及

发布时间:2017-07-03    来源 :中国农民合作社研究网   作者:佚名  浏览量:136

  

  一、引 言

  自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以下简称《合作社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国合作社保持着迅猛的发展势头。截至2016年9月底,全国实际注册的合作社数量已达到173.1万家,比年底增长63倍以上;实有入社成员10507万户,占承包经营总农户数的43.2%,增长50倍以上。尽管有些学者认为我国存在大量虚假挂牌合作社精英俘获的合作社,更有学者按照惠顾者与所有者同一性为标准衡量,认为中国没有真正的合作社。但是,许多实证研究和经验数据表明,合作社在提供社会化服务,促进农民增收,尤其是在提高农民市场地位和帮助农民进入市场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已经成为促进我国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组织载体。

  随着合作社的发展,我国各地开始出现合作社之间的合作与联合,这种几家合作社联合而成立的组织被称为联合社。截至2016年底,全国注册的联合社已超过一万家。对于联合社的组织属性和架构,《合作社法》中还没有明确的规定。但在2013年颁布的《工商总局农业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与相关管理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提到要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产品和产业为纽带开展合作与联合,提出联合社应当由农民专业合作社根据发展需要自愿联合组建,以服务成员为宗旨,实行民主管理。《意见》出台之后,各省市陆续出台了规范联合社注册登记管理的办法和意见,将联合社界定为互助经济组织,与合作社性质相同。国内外的理论界认为,合作社发展到一定程度,走向联合是大势所趋。国际合作社联盟在1966年将合作社之间的合作写入合作社原则之中。从日本、德国、美国等国家的实践来看,联合社也是合作社成熟之后必然迈入的高级形态。但国内对联合社的研究目前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研究的焦点集中于联合社动因和类型两个方面。实际上,对于任何一个新兴的组织,首先必须说明的是:联合社为什么存在?对于这一点,现有为数不多的文献主要从组织潜在利润、利益一致性、谈判权利也即制度变迁的视角解释联合社的成因[6][7],过于宏观。还有部分文献从具体案例出发分析联合社的成立原因,如苑鹏(2011,2012)认为奶品收购厂商的卖方垄断地位是催生奶农联合社的主要原因。杨万娣和杨群义(2012)、刘同山(2014)等认为获得规模经济,提高市场地位,进行组织再造,延长生产链条是联合社产生的几个原因。还有研究从契约联结机制的角度分析了不同类型联合社的成因,虽然全面,但不够深入。可见现有的研究在合作社为什么要联合这一关键问题的解释上,方法和理论基础比较单一,并没有很好地解释联合社产生的原因。而对此问题不能充分认识,则无法对联合社的性质进行界定,更遑论对联合社的成员和治理机制进行规范了。

  笔者认为,联合社与企业、合作社相同,是用来代替市场交易的治理结构,这种治理结构的产生本质上是为了节约交易成本。自从威廉姆森将交易与交易成本的概念打通,交易成本理论就成为组织经济学的主流理论之一,具有很强的理论解释力。比较制度分析法也成为了研究组织成因的流行方法之一。但同时,交易费用又是一个涵义广泛,且尚有争论的概念。因此,虽然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础性理论,若要用交易成本理论进行组织研究,解释组织的成因,仍需要一个界定清晰且易于操作的理论范式。国内使用交易成本理论来解释联合社成因的文章的缺陷之处,正在于缺乏规范的分析范式。基于此,本文将首先建立一个适用于联合社的交易成本分析范式,随后通过对来自吉林省星海联合社的经验事实进行分析,从交易成本的角度说明合作社为什么要建立联合社。

  二、为什么合作社要建立联合社?&&一个交易成本解释范式

  (一)交易成本理论溯源

  Coase(1937)最早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提出价格机制的成本问题,随后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他提出围绕契约的签订和执行会产生一系列如寻找交易人,明确交易条件,讨价还价,签订契约和实施监督,保障契约实施的行为,这些行为都需要成本,是完成一项交易需要额外支付的成本。科斯虽然充分论述了交易成本的概念内涵,但他当时并未使用交易成本的这个词。阿罗明确提出交易成本这一名词,并将其定义为市场的运行费用。张五常认为,交易成本是制度运行的成本,只要存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交易成本。North(1990)从经济活动的视角出发,将所有的经济活动分为交易活动和转化活动,前者产生的费用即为交易成本。Williamson(1986)是交易成本理论的集大成者,建立了完整的交易成本理论体系,他把交易费用比喻为经济世界中的摩擦力,通过契约的视角,将交易成本分为契约签订前的成本和签订后的成本。他在Mcnicoll和(1980)[15]的基础上提出了契约的三种类型:古典契约,新古典契约和关系契约,并且第一次提出了交易的三个维度:资产专用性、交易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不同的交易维度对应着不同的契约类型和治理结构。通过对不同治理结构的比较分析来确定交易成本的大小,克服了交易成本不易量化的弊端,这种测量交易成本的方法被称为序数法。可以说,Williamson(1986)不仅给予了交易成本一个明确且便于操作的定义,而且提出交易成本产生的原因是资产专用性、机会主义和有限理性,并通过契约的概念将交易特征与不同治理结构的选择问题联系了起来,其基本逻辑为:不同特征的交易产生不同的交易成本,为实现这些交易所签订的契约类型也不同,而不同的契约类型又对应着从市场到企业的无限种治理结构,选择哪种治理结构的核心标准在于其是否能够实现交易成本最小化。

  (二)联合社的本质:作为一组契约束而存在的治理结构目前,国内理论界已经形成共识,将联合社界定为合作社,并已纳入《合作社法》修改中。根据Hansman(2009)的观点,合作社不过是使用者或生产者所有型企业,与一般的投资者所有型企业无本质区别,但需要遵循一些原则,如开放与自愿,民主控制,成员经济参与,自治、自立,重视社区和社员教育等。从这个角度讲,合作社包括联合社,可以被视为一种特殊的企业。实际上,随着合作社的演化发展,其与投资者所有型企业的界限已经没有早期的合作社那么明显。为了提高市场竞争力,合作社也需要像企业一样吸引资本,保证货源,聘请专业经理人,也会面临股权结构和委托代理问题。

  关于企业的本质,自Coase起,新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对此有过诸多论述,核心的观点是将企业视为契约的集合,体现为科层制的治理结构,企业拥有权威并通过权威计划和指导生产。Alchian和(1972)[18]认为企业就是为了将不同投入品捏合在一起进行共同生产而建立的,而这种共同生产能够带来除了保留收入外的组织租金[19],为了减少契约数量和契约的执行、监督成本,企业实际上是一个拥有剩余控制权和索取权的中心签约人,将众多契约简化为一个契约束。Jensen和也认为企业由契约构成,但相较和Demsetz重视共同生产中存在的监督问题,他们认为任何契约都存在监督问题。Williamson(2002)提出,企业就是针对关系契约而建立的一种为了减少交易成本的治理结构,市场到企业之间还存在着许多种不同的治理结构,不同的治理结构对应着不同的契约和交易类型。基于新制度学派的观点,也鉴于现实中的联合社形态各异,它可能是应对市场竞争的松散联盟,可能是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合作社联合体,可能是惠顾者所有的合作经济组织,也可能是实行股份制和公司化管理的准公司,本文认为将联合社视为一种不同于市场和企业的治理结构比较合适,它是一种在合作社基础上的组织创新,应当具有为惠顾者服务的组织目标。根据交易成本理论,联合社作为一种治理结构,其被市场主体选择,在于与其他治理结构相比,其所节省的外部交易成本与产生的内部交易成本(治理成本)之差最大。

  (三)联合社成因的交易成本解释框架

  1.合作社扩大经营规模的三种选择:与其他合作社合作、吸收社员与建立联合社

  为了与其他合作社、企业、大户或普通农户合作,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合作社有三种选择:一是通过市场与其他合作社、企业、大户或普通农户订立商品契约进行合作扩大规模,这种关系的治理依赖的是市场权威,大家按照价格机制办事;二是通过吸收新社员扩大合作社规模,合作社与新社员之间签订的不仅是商品契约,如果社员以资金或土地入股,则还有要素契约,社员能够从合作社获得超出保留收入的组织租金,比如免费或低价获得合作社的服务,通过惠顾额获得价格改进和二次分红等,现实中,只要能够获得组织租金,没有入股的社员一般也会同意将拥有的生产要素的一部分控制权转让给合作社,这时合作社治理依赖的是组织权威;三是建立联合社,联合社与合作社组织性质相同,因此包含商品契约和要素契约,联合社的治理依赖的是组织权威,其他合作社只要能够从联合社中获得足够回报,就会加入联合社。

  因此,合作社联合的本质,就是合作社在扩大规模时为什么要在上述三种治理结构中选择联合社的问题。根据Williamson[14]的观点,当一种治理结构所节约的外部交易成本和所产生的内部交易成本之差最大时,这种治理结构是最有效率的。交易成本既发生在契约签订之前,包括寻获交易对象,拟定交易条款及讨价还价的成本,也发生在契约签订之后,包括监督和执行契约及解决纠纷的成本。一种治理结构是否能够最大限度地节约交易成本,就看它能否有效降低契约的签订成本和执行成本。合作社选择建立联合社,是因为与市场和增加社员规模相比,联合社能够以更少的交易成本进行规模扩张。

  2.市场还是组织

  Williamson认为,交易的性质决定契约的性质和交易成本的大小,针对不同的交易特征,采用相应的治理结构能够降低交易成本。他提出交易有三个维度:一是资产专用性,二是交易不确定性,三是交易频率。这三个维度决定着交易的性质,交易成本的大小,从而也决定适宜的治理结构。合作社要扩大经营规模,前提是具备扩大经营规模的潜力,这种潜力取决于合作社拥有的资本,包括加工厂、农用机械、品牌等物质资本,营销才能、种植技术等人力资本和营销渠道、农资购买渠道等社会资本,这些资本使合作社能够提供更大范围的服务,进行多元化经营和延伸产业链条,以扩大生产经营的规模。受限于农业生产的自然属性,这些资产一旦投入到农业领域,往往具有一定程度的专用性,加工厂、品牌、营销才能和营销渠道需要保质保量的产品供给,农用机械和农资购买渠道需要规模经营带来的稳定需求,种养殖技术需要水土、气候、地形条件和愿意采用新技术的农户。因此,在市场治理结构下,这些专用性资产可能导致交易对象的机会主义行为,加上有限理性和契约的不完全性,商品契约的签订与执行将伴随大量的交易成本。由于担忧机会主义行为,要扩大经营规模的合作社还可能根本不敢进行大规模专用性资产投资。市场机制在面对专用性资产时是无效率的,合作社只有通过组织的方式扩大规模才能有效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专用性资产投资,

  其次,由于农业的自然属性、市场风险和我国农业家庭经营规模较小的特点,合作社与其他经营主体交易的不确定性比较高。认为不确定性分为随机的不确定性,消费者偏好的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引起的不确定性。农业生产面临自然和市场双重风险。近年来,我国自然灾害逐年增加,部分地区出现极端气候变化。此外,受消费结构转型升级和国际市场的冲击,许多农副产品市场波动较大。加上我国农户经营规模较小,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信息不对称情况比较严重,这些因素放大了农产品市场交易的不确定性。交易的不确定性越强,契约的不稳定和不可控因素越多,产生的交易成本越高,采用组织方式进行治理的优势越明显。

  最后,如果合作社希望扩大经营规模,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必然要与其他市场主体在产供销各个环节开展合作,交易也绝不会是一次性的,而是多层次,多维度固定交易对象的重复交易。合作社只有尽可能在生产资料供给,种养植技术,市场信息,产品销售等产前、产中、产后的各个环节与其他市场主体开展合作,才有可能获取更多的合作收益,这不是单单依靠商品契约就能够实现的目标。这种高频率的重复性交易,使得双方建立某种组织进行治理在经济上是划算的。

  因此,由于合作社通过市场机制与其他主体进行合作,从而扩大经营规模的交易成本过高,它应该采用组织的方式内部化交易来扩大经营规模。

  3.吸收新社员还是建立联合社

  如果采用吸收新社员的方式扩大规模,合作社将面临很高的交易成本。首先,我国农户经营规模普遍较小,合作社需要吸收许多新社员才能获得比较大的规模扩张,而需要吸收的新社员人数越多,寻获合适的潜在社员并与之谈判的成本就越高。截至2016年9月底,我国已有43.2%的承包经营农户加入了合作社,没有加入合作社的农户越来越少,剩下的这部分农户中不从事农业或不愿加入合作社的农户比例可能也比较高。此外,具备扩张规模潜力的合作社往往出现在合作社发展较好的地区,这些地区合作社数量也较多,没有加入合作社的农户就更少,社员如果加入新的合作社需要先退出所在社才行,这些因素加大了寻找符合条件的社员的成本,找到后说服他们加入合作社的成本也比较高。

  其次,当前我国合作社有社员出资和不出资两种情况,后者更为普遍。其中出资包括以土地、林地或农机作价入股。如果普通社员入股,则核心成员与普通成员是要素契约混合商品契约关系,如果普通社员不入股,那么核心社员与普通社员仅是商品契约关系。要素契约较商品契约更加稳定,并赋予签约一方支配另一方生产要素的权力。基于前文对合作社内部交易维度的分析,单纯的商品契约面临的交易成本很高,会导致契约不稳定和抑制专用性资产投资。现实中很多合作社,特别是普通社员不占股份,从而股东与普通社员只具有商品契约关系的合作社,在治理中比较依赖非正式契约,以关系治理]辅助和完善契约治理,防止机会主义行为,降低合作社治理成本。这些合作社一般以村民小组等社区共同体为单位,社员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彼此熟悉,相互信任,声誉机制能够发挥作用。如果大规模吸收来自其他社区的农户,合作社与新社员间,新社员与老社员间失去了以地缘、亲缘和血缘为基础的亲密关系,相互不熟悉,信任、互惠、声誉、情感交流这些关系治理的要素需要时间和成本重新构建,这些不仅增加拟定契约条款和讨价还价的成本,还增加契约执行和监督的成本,出现矛盾纠纷时,解决的成本也比较高。这意味着大规模吸收新社员的合作社治理成本将迅速提升(Coase,1960)。

  采取建立联合社的方式,则既能迅速扩大规模,又能避免需要吸收大量新社员所带来的高昂交易成本。首先,通过与合作社的联合,谈判可以只在合作社代表之间展开,谈判对象的减少将降低谈判和缔约成本。其次,随着我国合作社数量不断增多,各行各业,各种类型的合作社数量越来越多,其中还有许多迫切希望获得外部支持的小、弱、散合作社,联合社寻找交易对象的成本比较小。最后,各个合作社原有理事会和监事会等组织结构,理事长的管理能力,社员间的熟人关系将成为联合社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和补充,降低联合社的治理成本。

  综上,根据交易成本理论,建立联合社是单个合作社为了扩大规模的理性选择,因为根据契约的性质和契约签订、实施的成本,联合社是最能节约交易成本的选择。

  三、来自星海联合社的实证分析

  (一)扩大经营规模,实现规模收益:虚、小、弱合作社再组织吉林省星海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以下简称星海联合社)位于吉林省长春市下辖的九台市,地处松辽平原,土壤肥沃,多为黑土地带,是国家重点商品粮基地,人均耕地面积6.8亩,以种植水稻、玉米为主。九台市登记注册的合作社有3000多家,多为仅有十几户社员的种植业合作社,还有些是挂牌合作社,并未实际运转,规模较大且发挥较大作用的只有少数几家。大量合作社由于规模小、带头人缺乏资源和能力,未能发挥很大作用。但这类合作社往往由一个村民小组的成员组成,成员间关系比较稳固。

  近年来,当地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成本上升和政策调整,不断挤压着种粮农户的利润空间。特别是2016年玉米临时收储政策取消后,一斤玉米的收购价格从1元跌到了0.8元左右,在产量不变的条件下,一亩地只能有370元的净收入,比年少收入280元。2015年,九台市还遭遇了大面积旱灾,许多受灾严重的耕地颗粒无收。如果将土地出租出去,每亩地要少收入100多元,这对当地农户来说是很可观的一笔收入。而且许多承包土地的大户、合作社和企业对租来的土地经营状况不好,导致地力下降。这些因素使当地农户的土地转出意愿不强。但是种粮收益的下降又使规模较小的合作社和农户迫切希望找到能够降低成本、提高收益的方式。

  乡村大世界合作社理事长张某意识到将这些虚、小、弱的合作社联合起来,通过统一供应农资,统一技术指导,统一规划生产,统一品牌销售,能够实现产供销联合的规模收益,此外还可以共同投资建立小型磨米厂、酱油、大酱和粉条加工厂,既能保证成员的食品安全问题,又能延伸产业链条,获得深加工收益。张某的这一想法得到了其他合作社理事长的认可。他们寄希望于通过联合,以更低的成本购进生产资料,从联合社获得良种选育、种植技术、农机服务、政策和市场信息等技术、设备和信息方面的支持,并且同意建立联合社后,共同出资设立磨米、酱油、大酱和粉条加工厂等,一部分用于联合社内部消费,一部分用于市场销售。从交易成本角度来看,张某和其他合作社理事长希望在产供销的各个环节广泛合作以获得规模收益,而建立加工厂又需要专用性资产投资,这些交易如果在市场机制下开展,将面临高昂的交易成本,并很有可能导致机会主义行为和专用性资产投资不足,要实现规模效益和投资收益,只有通过建立联合社,将这些交易内部化到组织中,以组织权威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

  (二)合作社成员关系的稳定性决定了联合社是扩大经营规模的现实选择

  星海联合社的成员社中,主要以十几户的小合作社为主,这些合作社的社员往往是邻居,有的还有亲戚关系,合作社虽然发挥作用不大,但成员关系比较稳固。其中除张某建立的乡村大世界合作社外,规模最大的两家成员社,就是以本村村民小组为单位,理事长由小组内辈分较高、较有威望的成员担任。这些成员社的理事长具有理事长和家族族长的双重身份,具有法理和传统双重权威,在治理时能够更多依赖于关系治理。这些成员社像是一个个小团体,各自紧密团结,不易拆散,但彼此之间却联系较少。但是,他们也迫切希望能够通过联合,获得外部扶持和规模收益,提高本合作社的发展能力和改善社员的境况。

  这些合作社一方面组织稳定,另一方面渴望联合,这使得张某在短时间内,以乡村大世界合作社为主体,联合了上百家合作社,以较低的成本建立了星海联合社,完成了规模的迅速扩张。2015年,张某利用半年的时间走访九台及周边县市多个合作社的理事长,了解他们的情况和需求,宣传动员他们加入联合社。2016年1月9日,星海联合社成立大会在九台市召开,来自九台、农安、德惠和吉林市几个县的47家合作社理事长及社员代表,共计490余人参会。截至2016年9月,仅仅经过大半年时间,联合社的成员单位已发展到100多家。其中长春市50多家,吉林市50多家,还有几家家庭农场。成员社以水稻和玉米种植合作社为主,兼有蔬菜、苗木、养殖、菌类合作社和家庭农场,耕地规模约3000公顷,生猪存栏量约1000头,羊约300只。

  星海联合社能够迅速扩张的原因,一是大量存在的小合作社虽然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但社员关系稳固,理事长拥有基于血缘和亲缘的传统权威,能够决定合作社的主要事务,社员数较少和同质性较强又使得一致意见比较容易达成,因此,张某只需要与合作社的理事长等主要人物进行谈判即可,这极大地降低了张某说服他们遵守章程,加入联合社的难度,从而也降低了联合社扩张规模产生的交易成本。二是这些成员社的社员仍希望自己经营土地,不希望将土地转包出去,但自己种地面临经营困境,迫切需要像张某这样有技术、有资源、有组织能力和奉献精神的人把大家组织起来,提供优质低价的农资,免费及时的技术指导,稳定高价的销售渠道。通过加入联合社,这些合作社的社员既不需要把土地转包出去,又能享受联合社提供的服务,获得规模收益。此外,星海联合社能够迅速扩张还和张某的扩张策略有关,他的目标主要是规模较小的种植合作社,且要求理事长和社员必须是亲自参与农业生产的农民,一不找规模过大的,二不找村干部牵头成立的,因为这两种合作社的理事长谈判能力较强,讨价还价的时间和成本较高,这就使得联合社成员社之间的同质性较强,有利于联合社内部的协调一致,从而降低治理成本。

  (三)依托成员社能够降低联合社的治理成本

  

  如图1所示,星海联合社的最高权力机构是社员代表大会,由社员代表大会选举出16名理事和名监事,均为各成员社理事长,成立联合社理事会和监事会。联合社下设4个服务站,每个服务站聘用2名工作人员,均为理事会成员,协调片区内各成员社理事长共同负责片区社员生产资料的购买和发放,政策和市场信息的传达,社员意见和需求的收集等日常管理工作等。联合社设立由返乡就业大学生等年轻人构成的创业技术团队,负责帮助社员销售产品,设立由种田能手等技术人员构成的玉米高产服务队,服务队负责对社员提供技术支持。

  这4个服务站以及各成员社的理事长构成了联合社的骨干管理力量,联合社不需要亲自管理和协调每一个社员的生产经营,而只需要管理协调各成员社理事长即可。联合社在统一采购生产资料时,由联合社负责运送,但具体需要的数量和品种由各成员社理事长汇总统计,并与联合社协调将生产资料最终送至社员手中。联合社推广引进新品种和承包流转土地也都是通过先统一成员社理事长的思想,再由各理事长给各社社员做工作的方式进行的。由于成员社同质性较强,对联合社的依赖性也较强,因此联合社内部比较容易达成一致。成员社的理事长也能够很好地将联合社布置的工作贯彻执行到各个社员,成员社的关系治理极大地补充和完善了联合社的正式治理结构,降低了联合社的治理成本。

  四、结 论

  本文从交易成本的角度解释了联合社成立的原因。从本质上来讲,联合社是一种治理结构创新,它的存在是为了降低合作社扩大经营规模所产生的交易成本。随后,本文运用交易成本解释框架,对星海联合社的成立与治理结构进行了分析。一方面,合作社与其他市场主体开展交易的特殊性使其必须采取组织化的手段进行规模扩张,另一方面,由于社员间彼此的熟人关系,合作社结构具有稳定性,这使其可以进行再组织,却不易被完全替代。通过合作社的联合,不仅能够迅速实现合作社的规模扩张,还能减少扩张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和扩张后的治理成本。

  截至2016年底,在各级工商部门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已经达到179.4万家,但平均只有60个成员左右,且同一地区合作社的同质性较强,大部分只能起到传播信息、指导生产等初级作用,对市场的影响较小。星海联合社案例启示我们,通过成立联合社,可以实现同质合作社的再联合,在此基础上实现联合社亦即各个成员社利益的最大化。案例的启示在于,在全国合作社数量已经高达180万家的前提下,促进合作社的再联合已经成为必然,也应该是今后国家促进农民合作社发展政策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