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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中国应打破城市化速度制约

发布时间:2018-10-08    来源 :中国乡村发现   作者:佚名  

中国经济曾经每年保持9.6%的增长速度。中国的城市化速度也是全世界有史以来最快的,在过去的40年里,每年城市化率提高3.1%,而发达国家、高收入国家的平均城市化速度是0.33%。一些和中国处在同一人口转变时期的国家,城市化速度在过去40年里平均是1.75%,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不含中国,每年只提高了1.65%。

但是,中国的高速城市化,依然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中国城市化率是常住人口的城市化率,比如58%,有相当多的人并没有享受到城市的稳定就业、社会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等,也就是1.7亿农民工。如果除去他们,户籍人口城市化率到目前为止也只有42%。

第二,中国的城市化速度过去很快,但是已经开始减速,从2010年的3.33%,降至现在的2%。高收入国家的平均城市化率是84%,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是65%,中国至少与他们的差距在7个百分点以上,中国的城市化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中国目前的人均GDP在8000至9000美元之间,未来5年要达到人均GDP12000美元,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中国的城市化道路还没有走完,必须持续下去。

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在低城市化水平上实现现代化,无论是基本现代化,还是现代化强国,中国必须继续保持城市化速度。

当前,中国面临的挑战,比如中美贸易摩擦,分析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可以为中国提供借鉴。

上世纪90年代之前,世界贸易格局是被分割的,国际贸易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主要是产业内贸易,发展中国家没有加入到这个分工体系中。由于发达国家之间没有根本上的资源禀赋差异,因此他们进行的贸易不是交换生产要素,而是规模经济。当时的国际贸易不会改变生产要素相对收入水平,不会影响国内的收入分配状况。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苏联、东欧、拉美先后加入世界贸易体系,全球变成了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开始交易,也就是交易生产要素。

美国的劳动力市场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两极分化,中间生产制造业产品的工人失去工作,制造业转移到其他国家。另一方面,科技、教育的发展,使高端劳动力人才得到发展。而为老百姓生活服务的岗位永远都在,因此劳动力市场走向两极,收入也两极分化。

中国要从中总结经验。

一是失业是过度就业的结果,找工作困难是长期劳动力短缺的结果。如果在社会长期存在劳动力短缺会带来问题,会导致过度就业,过度就业是指失业率已经低于自然失业率。有自然失业率人们会知道,想找到工作,必须接受好的教育和好的培训。如果没有自然失业率,只要想找到工作,总有人要,在这种情况下就不鼓励人们去接受人力资本的培养,这就造成了潜在的长期增长隐患。

二是长期劳动力短缺,会造成工资的过快上涨,工资上涨速度快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抵偿不了工资的提高,单位劳动成本就要提高,产业比较优势就将丧失。资本要加快替代劳动力,机器人迅速替代人,同时产业还要向其他地区、其他国家转移,剩下的岗位就会减少。此时岗位流失,人力资本不能适应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以后的技能需求,工人可能会陷入新的困境。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的城市化需要提前减速,因为它遭遇到一些制约,如果打破制约,可以使生产要素劳动力的供给更充分一些。

从改革开放之初,1978年城市化水平只有17%,70%的劳动力在农业。现在城市化率从17%提高到58%,劳动力从70%多降到不到20%,并没有发生农业和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的趋同,差距仍然很大。

第一,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到应有的程度,农业经营规模没变,土地规模没变。因此推动城市化,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提高农业生产率将是必然之路。

第二,户籍制度仍然阻碍农民工在城里长期居住,阻碍农民工的孩子接受好的教育、像城里人一样消费、像城市里的人一样到60岁退休。

第三,过去几年在调整产业结构时,有一些误区,认为从二产到三产就一定是进步,但到目前为止,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高于第三产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城市化的方向是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当劳动生产率不能提高的时候,就不应该从第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反而应该从第三产业转向第二产业。因为保持城市化的速度,保持劳动生产率原则都是同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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