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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虹:构建新型镇村关系,稳定小城镇结构性职能

发布时间:2018-10-30    来源 :中国乡村发现   作者:佚名  

作为城乡统筹中不可缺位的结构性因素,镇村关系的健康和谐与否,既牵涉到城乡统筹目标的基层落实效率问题,也关系到镇村体系在内生发展动力和潜力方面是否具有可持续性,更是城市化进程与社会经济发展成就能否将实惠实质性、持续性地落实到全社会每一个角落的大问题。

极核式城市化形势使小城镇及镇—村体系普遍面临功能萎缩、发展持续力不足等问题,需要着力于产业、社会、公共服务的良性耦合互动,达到稳定城乡基层结构的目的。

在当下城镇化浪潮及其回波效应影响下,不仅各类资源要素越过小城镇向城市流动的状态持续存在,同时由于镇村居民更加多元的流动需求和更加开放的市场环境,这些要素流动的方向和周期也表现出极大的不确定性,导致镇村曾经紧密的人口流动关系趋于松散甚至瓦解,这也是当下我国“半城镇化”特征下的主要现象之一。

目前,在中国乡村“以代际分工为主的半工半耕”的社会结构下,家庭是乡村城镇化中人口迁居决策的基本单位。但是随着“半城镇化”特征下乡村居民异地兼业行为的日益普遍,乡村家庭结构的稳定性和完整性被解构,离散型家庭,尤其是城乡离散型家庭的普遍涌现,从微观的内在机制上使得小城镇在乡村城镇化中被跨越,镇村关系发生疏离。但同时,这种代际分工结构也决定了兼业的乡村人口在户籍、家庭及熟人社会的归属方面依然与小城镇存在难以彻底脱离的关联。因此,对于乡村居民来说,小城镇的低成本优势、故土情结的内在吸引力与低收入缺陷、人居环境差的现实离心力之间产生的矛盾,导致适龄劳动力的异地兼业外流而妨害乡村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和高效性,也可能导致小城镇目前动力不足、内核空心的困境由于因果循环积累,形成大部分镇村普遍面临的共同收缩的发展困境。

同时,由于人口流动的不确定和不稳定始于收入和成本综合效益的决策博弈,并且这种博弈无法在短时间内具有确定的周期和结论。但基于我国的基本国情,基层镇村仍然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承担基本的农业生产和社会稳定功能。这就要求在普遍收缩的趋势下,调整单向度的增长性思维,以社会结构完整性和公共服务公平、高效为核心,以外向化、在地性产业经济为基本支撑,使镇—村体系间在产业经济、社会结构、公共服务等要素之间形成良性耦合与互动,引导人口流动在适当的空间范围内具有一定的稳定性,避免由于空间过度离散、经济互动断裂、公共服务低效等问题导致镇村出现低水平均衡的基层塌陷,引发人口在城镇化浪潮中无路可退的社会经济危机。

全球化、区域化及开放性发展模式促动镇—镇、镇—村之间形成扁平化、共同体式的结构性互动关系,稳固镇村个体在区域发展中的结构性分工地位。

经济全球化、区域化和信息化促成了当下网络化、系统化的城镇功效格局。被市场开放性冲击打破行政层级限制的任意镇村个体均有可能、也必须参与到更大的区域格局中。本世纪初,沿海地区小城镇之所以能在经济全球化加速过程中获得新的活力和再生机会,是基于悠久的工农业优势传统、商品经济的开放活跃与改革制度先机成果下的“路径依赖”及“累积因果”效应。应警惕目前出现的由于极化效应而对不同区位镇村发展造成持续的、累积的不对称影响,进而产生恶性的“路径依赖”,导致大量普通基层镇村陷入低水平发展困境。但是,“去路径依赖”并非能够以目前自上而下、镇村分层的割裂式规划管理和发展建设模式得以实现,它要求镇村应以自下而上生成空间和产业的自组织力量去消解和对抗由于快速城镇化和市场自由竞争而产生的负外部性,从根本上保持镇村发展的活力。因此新型镇村关系的构建,应当在适应自身发展的基础上注重与外界的强联接关系。这种联接关系一方面应当具有与个体原生基础匹配、与政策引导方向一致、与区域经济互动协调、与特色发展模式契合的适应性特征,另一方面则无需受制于行政区划的限制,可以存在于镇—镇、镇—村、村—村之间,从而形成具有共生性、依赖性及互补性的区域化城—镇—村网络,引导建制镇政府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更加有效、有力的应对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开放性市场环境。同时随着区域专业化分工的越来越细化,扁平化、多元化、特色化的网络关系将代替层级性、单一综合性的传统镇村关系,成为加强并巩固镇村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信息化、网络化及未来的智能化驱动使得镇村互动的内容与形式趋向多元,镇村关系需要进行专业性、链接式、网络型的内容性梳理、充实与整合。

随着电子商务借助于交通物流手段向乡村市场的渗透,新兴的产业集聚形式、信息互动方式、服务共享模式开始在镇村层级产生。从产业集聚形式上看,“淘宝村”、“淘宝镇”等的兴起,为镇村经济活力再造开辟了新的道路,也为镇村进入更大范围内的产业链并向上游动提供了可能。2016年,全国淘宝村数量达1311个,淘宝镇数量为135个,直接提供的就业岗位超过84万,呈现出集聚规模从小到大,体系模式从单一向多元转变、空间分布从分散向集聚转变的发展态势。同时,电商交易模式也由最初的网络零售延展至网络批发、乡村旅游甚至跨境电商,配套服务功能从仅限于交易服务基础上的营销、支付服务向法律、金融、知识产权等方面不断完善,正在形成更加立体、多维的电商服务体系,深刻影响着镇村居民的生活生产方式与内容。从信息互动方式来看,小城镇作为乡村地域的传统商贸中心,同时承担着乡村腹地信息交换与集散的中心职能,凝聚着镇域范围内的居民,使其共同处于相同或相似的社会氛围与文化环境中。但随着信息化、全球化的向下延伸,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变得多元和便捷,小城镇作为信息交换中心的组织必要性大大被削弱,镇域内小城镇与乡村所组成的具有鲜明地域性的社会文化共同体在很大程度上被全球化带来的脱域机制与时空延伸所解构,导致其间信息互动的频率、范围及内容向更大尺度的区域融合。从服务共享模式来看,在层级式的镇村关系中其服务共享模式较为单一稳定,小城镇承担了包含消费、教育、医疗、娱乐等综合性的服务中心职能,在有限的交通条件约束下,小城镇服务职能发挥了较大的效用。但随着乡村居民对公共服务设施质量要求的提升,镇村之间的服务共享模式开始向多元的区域开放共享型转变,尤其是教育与医疗服务,更加凸显了异地导向性,拓宽了服务关联的范围,镇村互动形式与内容的多元性日渐显著。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乡村与城镇建设 微信公众号(原创)